王仲良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图书馆

张香桐

 

　　我曾问过很多中外科技界的朋友们这样一个问题:"当你考虑是否接受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时,除了有关个人家庭生活条件问题之外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的回答是:这个岗位是否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和一个收藏丰富的图书馆。的确,这两者是一个科学家在其事业上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实验室仪器设备的重要性,几乎是尽人皆知的,而图书馆的重要性(实际上就是科技信息交流的重要性),似乎并非人人都能体会到的,对于大多数并不直接处于实际科研岗位上的科学管理行政人员来说,尤其是如此。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于王仲良同志产生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和无限崇敬的心情。

 

　　那是在1956年,当我刚从国外回到上海,在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任职时,在岳阳路320号生理学大楼二楼建立了电生理学实验室,在短期内就初步具备了实验研究的条件,仍感不足的是图书期刊的缺乏。但很快就发现,在三楼的一些房间里,收藏有在解放初期从被关闭的一些科研机构收集来的大批旧图书杂志,据说是由当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领导顾家杰同志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领导李亚农同志提议集中收藏在这里,以供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所属各所共同使用的。这些旧书刊的数量相当大,由于地方狭窄,只是堆集在那里,达到了一个妥善保存的目的,因为缺乏统一的分类与编目,查找起来十分困难。实际上并不能发挥出一个现代图书馆的作用。

 

　　我回国后的几年里,国内经历了"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王仲良同志力排众议,主张在岳阳路319号兴建一座供上海分院各所共用的图书馆。他的计划得到了当时中国科学院张劲夫、陶孟和等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在短期内便建成了现在仍在使用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图书馆。它于1958年建成,1959年第一季度迁入使用。此外,王仲良同志还大力促进了"图书统一分类和统一編目"的新管理方法,以提高图书管理与检索使用的效率。

 

　　这座图书馆的书库共有六层,总面积为8000多平方米,收藏的书刊(尤其是关于生命科学方面的)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正如最近陈宜张教授所指出的(见《中国科学院院刊》第12巻第2期,1997)"中国科学院上海图书馆,在80年代以前,已成了上海地区大专院校师生阅读自然科学书刊的最好场所,甚至外地院校及科硏单位和科研人员出差来沪,也在任务完成之后,特意多逗留几天,为的是专门到分院图书馆来查阅新书和期刊。"的确,它关于科学(尤其是关于生命科学方面)书刊的收藏之丰富,在上海,甚至在全国,也是不多的。

 

　　在歌颂我们中国科学院上海图书馆的时刻,不要忘记这座图书馆的创建人王仲良同志。在全国解放以前,王仲良同志一直在江浙地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进行武装斗争,出生入死,戎马倥偬,不可能有空闲时间去关心考虑有关科学研究一类的问题。但是,当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领导科研工作以后,他虽然经常自谦地说,对于科学研究这一行当,完全外行,一无所知。而事实上,他对科学研究的性质,以及对科学工作者的思想与愿望,却了解得十分透彻。他广开言路,精诚团结各所的知识分子,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尤其是关于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建设性意见,他都认真对待。他做起事来,就像领导武装革命斗争那样,一丝不苟,全力以赴,说了就干,干就期其必成。在筹建中国科学院上海图书馆这件事上,可以说是充分反映出他的远见卓识与优良作风的一个范例。我希望后来人能够把这种优良作风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把我国的科学事业办得更好。

 

　　中国科学院上海图书馆,自建成迄今已有四十个年头了。在过去这些岁月里,跑图书馆已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由于健康原因,而且有点害怕穿越车水马龙的岳阳路,所以不常到图书馆来了。不久以前,为了纪念图书馆建成四十周年,特别到图书馆来进行了一次访问。自从建成以来,它曾一度是我们上海科技界的骄傲,只是由于经费短缺,逐渐败落,像一个被遗弃的老人,喘息在数十层高楼豪华宾馆的阴影之下,让我们看着实在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感慨。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够看到当年王仲良同志和前贤们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这座图书馆能够得到爱护与改造,重新焕发青春啊! （转载自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院史资料与研究》，1998年第四期。）

 

　　作者  张香桐，中国科学院原上海脑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