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新孙先生的治学精神

姜凤岐

　　摘要：

　　曹新孙先生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开拓的精神。

　　二是追求科学真理，践行学术继承的精神。

　　三是引石铺路，无私奉献的精神。

　　1962 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科院林土所工作，有幸进入了曹先生领导的科研集体。从此，便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以及由他开辟的防护林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先生逝世前的近30年时间里，我几乎参与了由他组织和主持的全部科研活动，与先生同实践，共忧乐。他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科研路上的良师益友，治学精神的楷模。

　　我体会，先生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开拓的精神。青年时代，先生在北京中法大学读的是理学院，数理成绩优异，在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决定以理学为基础，专攻应用科学--学林治水，消除水患，为国计民生做实实在在的工作，曾誓言绝不空谈理论。先生留法学成归国后，满怀报国之志在旧中国却无法得以施展，只有在新中国建立后他才找到了用武之地。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应聘到林土所任研究员以来，为开辟农田防护林研究，从建立科研基地、组织科研协作到深入一线设计、率队科学考察，他满腔热情、脚踏实地，历20余年，终于把农田防护林研究提升为一个独立的新学科，其重要标志是他主编的《农田防护林学》于1983年面世。专著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构建了农田防护林规划、营造、效益评价与经营管理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其间融入了诸如三级分区设计原则、中间林带思想、有效防护距离等新方法和新概念，这些创新成果既处于学科前沿，又符合我国防护林建设的实际需求。专著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受到国内林学界和生产部门的认同，1986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98年，先生开辟的农田防护林研究获得了第三世界科技组织网络奖，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该项研究的高度赞许。

　　二是追求科学真理，践行学术继承的精神。曹先生在中法大学理学院生物系读书时，曾受教于刘慎谔先生门下。刘先生启发了他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和兴趣。先生对刘老追求真理、勇于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体会尤深，敬重有嘉。他不仅是刘老科学精神的追随者、志同道合的合作者，更是他学术思想的继承者。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内林学界，就东北红松林采伐与更新问题，掀起了一场学术大辩论，在主张皆伐和人工更新观点占压倒优势的背景下，刘慎谔先生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提出了实行择伐和天然更新的正确主张，竟被贬为“陈旧、古典、落后”的方式，被贴上了自然主义的标签。刘老身处逆境，却观点不变，并以“风吹草不动”自勉。此时的曹新孙先生因科研主攻方向不在该领域而没有直接参与到辩论之中，但他支持刘老观点的学术立场是十分坚定的。1963年3月在全国农业科技工作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刘老的一边，与刘慎谔、朱济凡联名提出了“对于改变东北红松林现行大面积顺序皆伐的建议”，文中依据无可争辩的实验结果、国外经验与发展趋势、主伐树种生物学特性等坚实论据，驳斥了皆伐和人工更新是“先进的”“多快好省的”采伐和更新方式的论点，并非常坚定地指出:“目前，该是引起领导严重注意的时候了，小兴安岭红松资源已经所剩不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景着想，国家今后还需要把这里变成永续利用的木材基地，小兴安岭又是低山地区，为了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必须采用择伐方式，再从红松的生态特性来说更必须坚决确定采用择伐方式，充分利用天然更新的潜在能力;同时，辅以补植等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措施。为了保留有巨大生产潜力的幼树及小径木，也必须坚决用择伐方式。为此，采伐树木的机械都必须按着择伐及保留幼树的要求加以改进和设计。此外，必须明确小兴安岭可以恢复红松的地区必须以红松为主要目的树种，营造红松阔叶林。”读着这段写在55年前背景下的铿锵有力的谏言，不禁为老一代科学家们执着的求真精神深深感动。面对当今主导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先生们提出的采用择伐和天然更新，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学术思想又是何等的远见卓识。

　　1963 年以后，刘老一度病重时曾主动提出学术继承问题，希望自己的学术思想后继有人，对他的学术观点不仅仅是接受，而是要去扩充、去发展和纠正。遗憾的是由于十年动乱的干扰，继承之事被搁置下来。但曹新孙先生对刘老的学术观点心知肚明，他认为刘老从生态学角度提出择伐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这正是他全心支持的理由。而限于观察为主的工作方法的局限，刘老的择伐思想只停留在原则层面，至于如何择伐还需要实验摸索，坚持下去，不断改进，以臻完善，为生产提供可行的择伐技术体系。而这正是后来者继承刘老择伐思想的关键所在。1985年，当刘老逝世10周年之际，曹新孙先生已73岁高龄，他在纪念文章中表示并号召大家要继承刘慎谔先生的学术思想。此后的几年直到生命的终止，他竭尽全力倾注于择伐作业的理论与技术的研究。1988年撰文介绍《现代择伐的理论体系》之后，1990年完成了专著《择伐》。然而先生竟没能等到专著的出版就与世长辞了。先生用春蚕般的可贵精神默默地践行着他的承诺，从一个择伐思想的坚定支持者，跃升为现代择伐思想的倡导者，堪称学术继承的一代楷模。

　　三是引石铺路，无私奉献的精神。生于1912年的曹新孙先生，亲历了民国时期的国弱家贫、民族危亡的境况，抱定科学救国之心。留学法国长达7年之久，不仅理科与专业基础深厚，而且，法、英、德语融会贯通。他深知我国的科技现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因此，深刻理解“洋为中用”的深刻含义。在几十年的科研实践中，他坚守国际学术文献的第一线，时时关注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有关研究领域的现状、突破与进展，并把这些信息仔细地译制成文献目录卡、文摘卡和译文等多种形式，分门别类地归档供大家参阅。译文涉及防护林学、造林学、森林遗传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总量达200余万字。倘若出版几本译著，依先生中西贯通的学识和文笔，也并非难事。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幕幕无私奉献的场景:1961年他与刘慎谔先生配合，翻译了1956年法文版《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以内部资料供植物分类学界参用;1962年，他将一部美国植物学家克列门茨的专著要点译成讲义，在地植物学讲习班上向来自全国各地科研与教学岗位的科技工作者讲授克派的学说，成为刘老动态地植物学说的背景与参照;1973年，配合国内林木良种选育的需要，他整理出《国际森林遗传与良种选育资料汇编》，以单位名义作内部资料在国内交流，并通过培训班方式向基层普及，为地区乃至全国林木良种化做出了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期，先生在一篇论文中顺便提到desertification的译法问题。这是当时国际环境和生态学界出现的一个热词，国内沙漠学界专家把它译成“沙漠化”，而曹先生指出应译为“荒漠化”，沙漠化只是荒漠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后来，实践证明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准确的释义，一丝不苟的严谨，让我们可以确信那数百万字的他山之石不会出现认知上的瑕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生兼任《陆地生态译报》和《生态学进展》的名誉主编，他一面身体力行翻译或撰文介绍国外林学与生态学研究进展，一面推介瑞士联邦林业研究院有关专家为刊物撰文介绍先进经验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我国树木年代学、年轮气候学的发展。无须更多的列举，先生凭借娴熟的外语，搬来一块块他山之石铺在我们学科发展的道路上，让众多的后来者阔步前行。

　　先生走了，他的治学精神还在。

　　注:姜凤岐，82岁，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源自：《定格在记忆中的光辉70年：献给中国科学院70周年华诞》，科学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