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顾震潮先生

曾庆存

　　摘要： 

　　顾先生全身心为国为民为事业，赤胆忠心，是大家的楷模。他不仅干一行爱一行，还注重提携后辈，为我国的大气科学和气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顾念中华数改行，震天处处耀红光。

潮思只为人民涌，先生楷范赤心肝。

　　这是1963年春天我写的《赠顾震潮先生》的一首诗，寄托作为学生的我对老师顾先生的无限景仰的心情。当时，全国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称为“比、学、赶、帮”。即在各行各业工作中，人人主动和先进人物对“比”，找差距，向先进人物“学”习，“赶”上先进人物，争取多做贡献;而人人都要热心“帮”助“后进”同志。“比、学、赶、帮”运动的效果很好，人人心情舒畅。顾先生的人品、学问、贡献、先进，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在中国气象界，在中国科学院，在当时的地球物理研究所，都是一面红旗，值得人人心悦诚服地要“学”、要“赶”的先进人物。研究所的大会小会上，人人讲述顾先生的先进事迹，心情激动，掀起热潮，一定要把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做得更好，多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为此，我写下了上面这首诗送给顾先生。

　　实实在在的，顾先生全身心为国为民为事业，赤胆忠心，是大家的楷模。虽然他学问大有专长，但国家需要什么，要他改行，他就坚决改行，成为新行的大学问家，披荆斩棘，响如震雷，红光四射，开辟前进的道路，阐明新的学理。他是大气科学乃至数学物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的大学问家。

　　就我所知，顾先生是先由其老师(我的师祖)赵九章先生选派到瑞典作为罗斯贝(Rossby)的研究生的，研究大气动力学。论文方向为求解线性化的一维正压涡度方程(即罗斯贝的大气长波方程)。他完成了展成傅里叶级数求得解析解，用来做定性的动力学天气预报。这就是应用电子计算机后的数值天气预报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他没等拿到博士学位即立刻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前气象研究所)工作。其时，为集中全力迅速建设新中国的气象事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局长涂长望先生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先生共谋将科学院的气象学人才大部分抽调集中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建设气象业务。业务范围包括:①建立气象台站，开展相应的观测业务，购进仪器设备:②建设接收世界气象信息的系统和进行资料整编:③建设天气分析和预报业务。为此，气象局成立了对应的三个联合中心。1950年开始，顾先生就在中心(一)工作，尽管他本不是搞观测和仪器的。他深入调研和分析了当时芬式和苏式两个探空仪系统。芬式较复杂、精致，较昂贵，制造和操作也难些，而苏式者较简单、粗糙，较便宜，制造和操作也较易。于是我国台站网就使用苏式探空仪，但有少量台站有芬式探空仪，以资比较。从此我国有了在世界上比较稠密的苏式探空仪高空观测站网。

　　大约自1952年起，顾先生调到中心(三)总负责。既以训练班形式大量培养天气分析和预报员，又亲身在业务中当班值日。正是在顾震潮先生、陶诗言先生、程纯枢先生及其同事们的共同引领下，我国迅速提高了天气预报水平，且揭示出东亚地区特有的天气系统，如春夏之交的西南涡、夏季与梅雨对应的高空切变线、露点锋等，与挪威学派(又称挪威卑尔根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又称罗斯贝芝加哥学派)的气旋波和大气长波迥然不同。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常看到顾先生的讲义和听到他的报告，使我的思想大为开阔。大约从1954年起，顾先生才完全回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开展数值天气预报和东亚大气环流研究工作，成绩斐然。特别是他和叶笃正先生一起，发现冬春季高空南支槽可以将大量水汽一直传输到华北，从而引起华北大雪天气。他和叶笃正、陶诗言等关于东亚天气系统和大气环流的研究成果，于1958年公开发表在国际刊物上，令世界气象界对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和科研刮目相看，我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先生有志于全面推进我国地球科学的现代化，特别是地球物理学(包括大气科学)的现代化，要使“茫茫都不见”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变得可看见、可研究，其于1958年提出“要数理化，要工程化”，要建立大气物理研究各分支，如云雾物理和人工控制(影响)天气研究。于是顾先生又一次改行，当我国在该方面研究的统领和先锋。他带出一支水平高、技术硬、心雄志壮的队伍，从云雾微物理观测、实验和理论研究，到暖云催化降水和人工消雹等，都有新发现、新发明、新创见。如今，在全国范围内，人工增雨和人工消雹已成为各地必备的气象业务了。在此我只提一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为了防雷击毁林，顾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大兴安岭建立了雷电定位站进行观察和研究，在我国也是首次。

　　下面谈谈顾先生对我个人的关怀照顾。他待我恩深如海，只恨我未曾回报。1956年，国家选派我和黄美元等赴苏联攻读研究生，学什么呢？行前，我等到顾先生、叶先生、谢先生处请教。顾先生指示我应跟大气动力学大师基别尔通讯院士学数值天气预报理论，黄美元跟费多罗夫通讯院士学云雾物理的理论和飞机观测作业，以适应祖国将来的发展。其实顾先生等前辈早已规划好了发展的蓝图。例如，此前他就已派朱永提跟基别尔先生学长期预报和派周秀骥跟费多罗夫先生学云物理理论和实验研究方法。后来又派周晓平跟基别尔先生学对流数值模拟，以便组织一个完整的研究队伍。我能留学有成，十分得益于此。回国后，尽管顾先生忙碌不堪，但只要我来请教，他都如惠风一样，吹拂我的心灵。他鼓励我做好理论研究，还介绍我和好几位数学家认识，如冯康、吴新谋、田方增诸先生，使我在做与大气科学有关的计算数学、偏微分方程和泛函分析研究时得益不少。这不仅限于数值预报和大气动力学，也及于后来我从事大气遥感的数学物理理论研究。

　　由于国家需要，我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被调去从事卫星气象学研究。其时，利用人造卫星进行大气遥感在世界上尚处于起步阶段，对许多事情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有许多错误。我以顾先生为榜样，大胆闯荡，细心周详分析，终于弄清了一些问题，写成一本关于遥感理论的书，于1974年出版。图书出版后，我即呈一本给顾先生指正。他对我赞赏有加。后来我才得知，顾先生细心地看了全书，并向陶先生夸我理论功底好，又勤于用功，故能做出高水平的理论工作。到1978年初,“科学的春天”来到，陶先生将顾先生对我的评价讲了出来，促使所里推选我到院部做越级提职答辩，使我由助理研究员直接提升为研究员。20世纪60年代，顾先生还负责有关国防的大气科学研究工作，如核爆炸的气象保障、与“两弹一星”有关的问题、“三线”地带工业布局的大气环境研究等，他都立有大功。20世纪70年代，他才又回到从原地球物理所分出的大气物理研究所工作，辛勤地领导和参加云物理科研工作和实际的人工消雹作业。后来，他被任命为所长，但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他身染重病仍坚持繁重的工作，鞠躬尽瘁，终致1975年因病情突然加重而在医院病逝。当时我也长期在病中，本想去看望他而不可得，悲痛不已。

　　顾先生虽已远去，但光芒长存，照耀着我国的大气科学和气象事业的发展。

　　注：曾庆存，86岁，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2020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际著名大气科学家，退休前曾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

　　源自：《我心向党 科学报国 - 科学家精神在这里闪光》，科学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