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永
摘要:
1981-1984年,连续四年,每年夏秋,作者都参加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横断山区的大规模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队。横断山区的高山峡谷,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也是当时考察条件最艰苦的地区,山高路险,也有同行的考察队员牺牲了。四年的考察充满辛苦和危险,也带来了工作上的巨大收获。1984年2月,综合科考队(简称综考队)获得了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
1981-1984年,连续四年,每年夏秋,我都参加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横断山区的大规模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队。考察地区的特殊自然地理条件、考察的形式、考察的经历以及考察的结果与收获,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令我终生难忘。每当回忆起考察过程中的某些片断,心情都无比兴奋,甚至激动。
横断山区的高山峡谷,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也是当时考察条件最艰苦的地区,山高路险,行车途中随时有翻车、撞车、滚坡的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上滑坡、塌方、泥石流或从山顶掉下来的飞石。其间,我们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随时做着对付不测事件的准备,不敢有丝毫懈怠。只有每年收队回到昆明或成都,紧绷的心情才能平静下来。
这样说并不是故意耸人听闻或故弄玄虚。1981年,全队从昆明出发,夜宿下关,当天经楚雄地区途中曾有一辆车撞了人,给考察工作蒙上了阴影。8月份,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彭鸿绶老教授在小中甸林场受寒感冒转肺气肿,因山高路险转运困难,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在途中病逝。1982年从康定收队返京,翻越二郎山下坡时,随队的新华社记者翻车坠亡。公路方在雨季是家常便饭,每逢转点之前总要先打听前方路况。1982年在云南德钦县县红山公社通往西藏芒康的公路旁,清晨8时左右突然山体滑坡,导致路旁道班房十余人被埋身亡。我们在梅里雪山考察,从4200米高山营地下撤至海拔2000米的澜沧江边时,李志英同志迷路掉队,至夜幕降临时仍未归队。澜沧江边的山体十分陡峭,我们几次接应未果。最后,我爬了很高很远,才找到了已经筋疲力尽、饥渴难耐的李志英同志。他当时一下子扑到我身上,激动万分。当日险情,今日忆起仍感后怕。1981年,我们动物组在维西县北怒山山顶考察,远离居民点野营,不慎误食毒蘑菇,全组集体中毒,不得不采取自救措施,手抠喉咙强迫呕吐,并熬绿豆汤饮用方得缓解。1982年在稻城桑堆考察时,我组鸟类工作者猎枪走火打伤本组尚进文小腿踝部,不得不急送当地县医院抢救,后连夜转送北京。1983年,我组汽车司机半夜突然晕倒,不省人事。还有在高海拔可能出现高山反应之类的不测事件,等等。
四年的野外考察,我们大多是搭帐篷野外宿营,自己做饭,很少在居民点或旅馆驻点。野营选点条件是利于采集、植被好、有可饮用水、暂时无泥石流等危险。前两年考察的野营条件艰苦,一般只能席地而睡,地上仅铺一块油布。早晨起来,掀起被褥,油布下全是水珠。有时我们在油布下铺上一层松枝以隔潮。后期考察的条件较好,可以睡行军床。除公路沿线及其附近考察可用汽车作交通工具外,部分地区要雇马帮步行。例如,1982年7月22-30日对梅里雪山东坡的考察,1982年8月31日至9月8日对贡嘎山西坡的考察,1983年6月3-11日对贡嘎山燕子沟的考察,都靠马帮搬运行李。梅里雪山东坡考察最高营地设在海拔4200米的森林上线,至下山前几天,带去的青菜不够吃了,每天只能用少量圆白菜做汤,维持到马帮上山来接我们下山。
有付出就有回报。四年的考察充满辛苦和危险,也带来了工作上的巨大收获。1984年2月,我们综合科考队(简称综考队)获得了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四年考察,昆虫组共采集昆虫标本17万多号,经过近百名专家的鉴定总结,共同编写出近130万字的《横断山区昆虫》(第一册,第二册),内记述4758种昆虫,其中包括24新属841新种,记述蜱螨目6科23属68种,含9新种,是历届综合考察中昆虫种类最多的一次。在总结期间,还得到了一个额外收获,即1986年8月综考队组织各专业组赴长春开总结交流会,会后组织去长白山旅行考察。在这次考察中,我很幸运地在长白山天池瀑布前方流石坡采到中华蛩蠊,为我国填补了蛩蠊目昆虫的空白,也成为中国昆虫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的《科学报》立即予以报道,《中国日报》(海外版)也予转载。《横断山昆虫》于1994年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每当回忆起当年野外考察的某些片断时,我总是想起曾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和保证我们行车安全的司机师傅,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才取得了横断山区四年野外考察任务的圆满完成。我出生在河北省满城县西老解放区的一个贫困小山村,从小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党的光辉永在我心中。
注:王书永,84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源自:《我心向党 科学报国 - 科学家精神在这里闪光》,科学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