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培肃(1923年7月28日—2014年8月27日), 四川省江津市(今重庆市江津区)人。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195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电子计算机专家，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 夏培肃 (1923年7月28日—2014年8月27日) 我国第一款国产通用CPU芯片“龙芯”,在坊间又名“夏芯片”。
侯祥麟是世界著名石油化工科学家和我国石油石化领域的战略科学家，成功领导研制原子弹工业分离铀-235装置急需的油品，以及导弹所需的特种润滑油、脂，是我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和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 之一，也是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倡议人之一。 这样一位科技界的“大先生”、石油科技界泰斗，从1960年到1982年的22年间，竟只发表了一篇论文。
赵九章还很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组织了西北治沙队，赵九章建议正在研究近地层大气湍流的刘振兴去参加。 作为气象组成员，刘振兴先是进行了艰苦的路线考察，接着在宁夏中卫市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试验研究站开展了近两个月的定点考察，利用积累了几年的观测资料，研究了沙的传输过程和在不同风力方向下沙丘的运动规律。
李钧生活简朴，家中最显眼的财物，是木箱装的几大箱书。在美国讲学时，他常常饭菜一锅煮。李钧一生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曾先后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湖北省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洪朝生身上具有独特的学者之“士”气。他的理念是：在做学问上，不要刻意追求名和利，要专心做事；在做人上，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敢于同不良风气作斗争。他一生都是这样坚持的。如1986年，他早年的一个学生组织开学术会议，给参会者发了一些餐具作礼品，会后又组织去黄山旅游。洪朝生得知后非常气愤，写信对学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上世纪80年代末，学生张宏在完成一篇论文后，署上了吴自良的名字，以示论文是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完成的。然而，当他们将论文呈送吴自良审阅和修改时，吴自良当即表示：“文章可以发，但是我的名字必须删掉。”最后，张宏等人只得在作者列表中删去他的名字，仅在“致谢”中提到他的贡献。
明白了组织的用意和自己身上的重任。 最终，杨承宗坦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没接到正式调令、任命，便前往五所工作。他每周一、二、四、五在五所工作，每周三、六则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书。 就这样，杨承宗在没有明确头衔的状态下，作为五所最高技术负责 人工作多年，为中国铀工业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一位没有“名分”的科学功臣。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入侵东北三省。在东北大学任教的钱临照一时间流离失所，回到北平被严济慈收留。 钱临照非常想去严济慈主持的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前身)工作，无奈严济慈手下已有4名助手，名额满员。 此时的钱临照已经结婚成家，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上海工部局所属的电话局里谋到一个技师的职位，月薪160元。
在科学界，要大家接受一个新的观点并不容易。邹承鲁关于核糖核酸酶的研究结果发表之后，有些国际同行表示质疑。国内外不少实验室用不同的酶进行类似的变性实验，虽然多数和邹承鲁的假说相符，但也有少 数科学家报道了二者同时发生甚至构象变化先于活性丧失的结果。
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前身)所长到天目山采集标本，尹文英随同前往。当年，尹文英刚从武汉调到上海，还没有接手科研项目。她随手翻阅着一本《昆虫采集法》的小册子，看到一幅陌生的昆虫图。所长说：“这种昆虫叫原尾虫，我国还没有发现过，你不妨找找看。”
9月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棉花遗传育种专家喻树迅在海南逝世，享年73岁。这位被誉为“育种魔术师”的科学家，一生与棉花结下不解之缘，用毕生心血书写了中国棉花产业的传奇。 “作为农业科研工作者，就是要做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是要为广大农民的最根本利益服务”，这是喻树迅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践行的信念。
9月3日，于辛以“两弹一星”元勋后代的身份，受邀到天安门广场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大会结束后，他在下榻的宾馆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工作人员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一见面于辛就说，“我们其实没做什么，我们是普通人。真正了不起的是他们，是我们的父辈。” 于辛的父亲是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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