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碱，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工业生产的基本原料。20世纪初，我国制革、造纸、纺织、染料等工业得到快速发展，纯碱用量日益增多，每年碱进口量高达百万担（1担大约100斤）。市场上1斤纯碱与30克黄金的价格几乎相当，成本十分高昂，找寻一条我国自己的制碱道路迫在眉睫。
“中国现代桥梁之父”茅以升在其所著的《桥话》中写道：“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桥，在桥上跨过多少山和水，欣赏过多少桥的山光水色，领略过多少桥的诗情画意。” 对于桥的追寻，贯穿了茅以升的一生，特别是在抗战期间，他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淞沪会战打响后，杭州频频遭受敌机轰炸。国难当头，为了积蓄救亡图存的教育科研力量，当年11月，浙江大学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 从杭州出发，迁移4次，历时2年多，跋涉2600余公里，其间“不停课不停学”……这次“西迁”也被后人称为“文军长征”。
“我做事都不合时代的……打击我不怕，打击就打击，对国家有益处我就做。”这段话，来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何泽慧生前留下的一段影像。白发苍苍的她身着简朴的毛衣和马甲，对着镜头说出了这句凝结着她一生信念的话。生于1914年的何泽慧，自小就对科学研究，尤其是物理相关的知识展现出强烈的热情。
从1994年开始选址到2016年落成，团队经历了数不清的困难。一次选址时碰上下大雨，南仁东脚下打滑滚了下去，幸好被两棵小树挡住。还有一次在大窝凼考察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因为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连人带树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
20世纪80年代，吴文俊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方法扩展到了更一般的方程机器求解，形成了一个系统的领域——数学机械化，并获得了极广泛的应用。数学机械化的方法正在渗透到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同时被应用于机器人、连杆设计、控制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等高技术领域。
在神光Ⅱ工程多功能光束系统研制期间，针对大口径光束空间滤波器出现的光束质量较差问题，林尊琪不循规蹈矩，创造性地提出了使用非球面透镜作为空间滤波器的输入透镜的方案。当时，国内尚未有使用非球 面透镜作为空间滤波器透镜的先例，国外也鲜有报道，大家对此有很多质疑。
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只有很少的科学家从事应用光学研究。为了发展我国的光学事业， 一直渴望在我国研制出光学玻璃的龚祖同接受王大珩的邀请，举家迁往长春。龚祖同被任命为长春仪器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前身)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与王大珩一起部署仪器馆熔炼光学玻璃的研究设施和队伍。
1966年，国家决定正式立项研究氢氧发动机。在钱学森的指挥下，力学所将所有研究资料毫无保留地移交给了国防部 门。经过十几年奋斗拼搏，1984年，中国终于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中用上了氢氧发动机。 如今，我国的“嫦娥”“天问”“天和”都由氢氧发动机送上天。 事实证明，战略科学家钱学森的这步“闲棋”非同寻常。
一生追问，一世深耕。郭爱克院士用行动诠释了科学家的使命：既要有仰望星空的勇气，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担当。他的一生，是传统科学与未来技术交织的传奇，更是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时代注脚。
在云南大学，彭桓武开设了“物性论”“高等电磁论”两门课程，均填补了 云南大学的空白。他还主持了老师们关于量子力学的讨论班。据听过他的课的人回忆，他的讲解语言简明、概念深入、表述清晰、逻辑严谨，深受同学、老师们的欢迎。 为了筹备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彭桓武更是废寝忘食。
1942年4月，王大珩受聘于公司实验部，做了长达5年的实验物理师。 尽管放弃了博士学位，但他认为这5年间的收获非常有意义：“虽然不许我进入车间，但实验室既是产品质量的控制中心，又是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地，这让我对生产的组织形式，以及生产光学玻璃的要害问题有足够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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