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生身上具有独特的学者之“士”气。他的理念是：在做学问上，不要刻意追求名和利，要专心做事；在做人上，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敢于同不良风气作斗争。他一生都是这样坚持的。如1986年，他早年的一个学生组织开学术会议，给参会者发了一些餐具作礼品，会后又组织去黄山旅游。洪朝生得知后非常气愤，写信对学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上世纪80年代末，学生张宏在完成一篇论文后，署上了吴自良的名字，以示论文是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完成的。然而，当他们将论文呈送吴自良审阅和修改时，吴自良当即表示：“文章可以发，但是我的名字必须删掉。”最后，张宏等人只得在作者列表中删去他的名字，仅在“致谢”中提到他的贡献。
明白了组织的用意和自己身上的重任。 最终，杨承宗坦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没接到正式调令、任命，便前往五所工作。他每周一、二、四、五在五所工作，每周三、六则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书。 就这样，杨承宗在没有明确头衔的状态下，作为五所最高技术负责 人工作多年，为中国铀工业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一位没有“名分”的科学功臣。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入侵东北三省。在东北大学任教的钱临照一时间流离失所，回到北平被严济慈收留。 钱临照非常想去严济慈主持的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前身)工作，无奈严济慈手下已有4名助手，名额满员。 此时的钱临照已经结婚成家，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上海工部局所属的电话局里谋到一个技师的职位，月薪160元。
在科学界，要大家接受一个新的观点并不容易。邹承鲁关于核糖核酸酶的研究结果发表之后，有些国际同行表示质疑。国内外不少实验室用不同的酶进行类似的变性实验，虽然多数和邹承鲁的假说相符，但也有少 数科学家报道了二者同时发生甚至构象变化先于活性丧失的结果。
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前身)所长到天目山采集标本，尹文英随同前往。当年，尹文英刚从武汉调到上海，还没有接手科研项目。她随手翻阅着一本《昆虫采集法》的小册子，看到一幅陌生的昆虫图。所长说：“这种昆虫叫原尾虫，我国还没有发现过，你不妨找找看。”
9月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棉花遗传育种专家喻树迅在海南逝世，享年73岁。这位被誉为“育种魔术师”的科学家，一生与棉花结下不解之缘，用毕生心血书写了中国棉花产业的传奇。 “作为农业科研工作者，就是要做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是要为广大农民的最根本利益服务”，这是喻树迅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践行的信念。
9月3日，于辛以“两弹一星”元勋后代的身份，受邀到天安门广场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大会结束后，他在下榻的宾馆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工作人员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一见面于辛就说，“我们其实没做什么，我们是普通人。真正了不起的是他们，是我们的父辈。” 于辛的父亲是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
刘建康的实验结果与世界生物学权威魏斯曼的“种质连续学说”产生了明显的矛盾。他没有畏惧权威，也没有对自身产生怀疑，而是在论文中果断针对“种质连续学说”提出质疑，认为“魏氏的理论过分着重于重演学说而所提供的事实根据太少”。观点一出，生物学界的同行们纷纷对他的勇气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致以敬意。
1965年开始，华罗庚带着工作组奔走全国，推广使用优选法、统筹法。 1970年6月，在上海炼油厂开展试点工作时，他们恰逢工厂在降低某型 号防冻剂的凝固温度上遇到了问题。有关部门要求防冻剂在零下40℃不 凝固， 一位工程师带领工人花了6个月，试验了137种不同的化学配方， 最后只能使油的冰点达到零下37℃。
我好几次，我就不说。” 在狱中，侯仁之受到不少欺辱。侯仁之的儿子曾回忆：“父亲过堂时，鬼子上来先打了个大巴掌，眼镜都被打得不知去向。”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侯仁之却泰然处之，在狱中构思出《北京都市地理》腹稿，这份腹稿也成了侯仁之经典之作《北平历史地理》的研究起点。 一本危难之作，彰显侯仁之的气节。“父亲以此明志：本业之不可废，志气之不可夺。”侯仁之的女儿侯馥兴说。 如今，斯人已去。
“去掉‘人’旁不做官，要做战士；去掉‘金’字不要钱。”这句话成为他毕生的信念。 高士其以笔为矛，将科普化作抗战的武器。他在作品中以“白血球”为喻，歌颂不屈的抗争精神——“这群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站在最前线。” 高士其的笔下，既有生动通俗的科学知识，也奔涌着深沉炽热的家国情怀。彼时，日本军国主义正加紧分离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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